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在即，请看一位多年坚持调研的教授的满满干货：不能让民企“戴着脚镣”跳舞

发布时间：2025-05-10 01:04:00  浏览量：3

文/卢 勇

编者按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将于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。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，围绕民营企业关心的公平竞争、投资融资促进、科技创新、规范经营、服务保障、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完善了相关制度机制。

本文作者卢勇教授系江苏省政协社情民意信息特邀专家，江苏民营经济统战研究协同创新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，长期聚焦民营经济及民营经济统战工作，专注经济和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，且看看他的思考与建议。

4月30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，江苏省也正在制定《民营经济促进条例》，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，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大事，对建立和完善民营经济依法施治制度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但也必须认识到，我们不能满足于在顶层做规划、做规范，更应多了解基层，尊重底层逻辑，着眼民营经济实际，多理解民企不易，坚持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的统一，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顶层设计的主要聚焦。

多年来的调研发现，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着诸多累积下来的矛盾和新发的问题，民营经济困难重重，严重掣肘民营经济活力。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，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，也有意识形态的制约，还有法律制度的不足，以及落实层面的问题。我们很多的规范、要求和做法理论上当然是对的，但企业是由人组成的，不可能完美无缺。如果不顾客观实际，搞得规范太多、标准太高、要求太严、检查太频，而且变动太快，行政行为又倾向于“一刀切”，搞动辄得咎，就是在迫使民营企业“戴着脚镣”跳舞。长此以往，会挑战民营企业发展信心，约束民营经济发展后劲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预期。下面仅从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，期待对江苏立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有借鉴价值。

“第三方”制度的困扰

实施“第三方”制度旨在弥补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能力“不足”与专业“不能”的问题。但施行第三方机制后，民营企业遇到了更多不能不面对、又难以面对的问题：既然是“专业机构”，查不出问题是水平问题，查出更多问题、更深层次的问题，才显出技术精湛、专业高超。因此，“第三方”就是奔着问题来的，没有问题或者问题不多、不尖锐绝不收兵，企业只能疲于应对。能检查出问题也行，但各第三方履职侧重和标准不一样，经常出现各唱各调、标准打架的情况，企业因此陷入莫衷一是。虽然是“第三方”，毕竟代表了政府，企业一把手一般都要出面以示重视，这种挤出笑脸搞迎来送往，挤占了老板不少精力，难以聚精会神谋发展。当然，“第三方”是否按程序检查、是否做到标准透明，也未必“专业”。但这种不“专业”，并非出于专业能力不足，而是出于组织或个人利益，同样令企业头疼。

为解决检查过频过多的问题，现在一些地方搞多部门联合检查。但最近在苏南调查发现，这个机制也一样令民营企业挠头。多部门检查，只有一个部门检查出问题或只有一个部门检查不出问题，都显得不那么“协调”，从而该机制其实刺激了多找问题、多提问题、多提出整改要求的冲动。对一些问题如何整改，检查组本身可能也没有答案；换作他们来管理企业，这些问题同样存在、同样难解，这样的检查只能被理解为“挑刺”。一些企业因此感叹，企业有问题（主管部门）不来，（主管部门）来了就有问题。

用工环境的干扰

《劳动合同法》自2008年颁布，就一直遭遇各方质疑，近二十年过去，民营企业用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，《劳动合同法》实际已越来越不合时宜，质疑声浪越来越大。

一是一刀切。从世界五百强企业到龙头企业到中小微企业甚至个体工商户，面临着完全一致的用工条件。以个体户为例，他们可能都没能力给自己购买社会保险、保证最低工资，也缺乏较高的法律意识，其行为行事方式还主要停留在“人情”思维，却必须要给所雇员工签订合同、缴纳社保、保证一定的工资水平，这严重脱离了中国9成以上民营经济组织现状，也脱离了其合规合法能力。

二是麻烦不断。与员工炒老板鱿鱼轻而易举，几乎没有门槛不同，老板辞退员工越来越难，动不动就惹上仲裁、闹上法庭，而且9成左右民营企业根本赢不了。据苏南某地的数据，近年来无论是劳动仲裁还是法院诉讼，数量在不断攀升，仲裁与裁判难度在不断加大，缠诉现象不断增多，耗散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不说，民营企业因此负担太重、麻烦不断，有的企业因此倒闭。

三是民企历史包袱太重。2019年社保入税，社保缴纳才开始规范，此前社保不缴纳、缴纳少等是普遍现象。其原因不独在企业，但后果一般都是企业在承担，而且是在加倍承担。这些原因包括：社保制度不健全；民营企业过度追求利润目标、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淡薄；劳资双方协议不缴纳；社保标准过高，约束企业缴纳积极性。但社保追缴制度、特别是一天万分之五滞纳金的强制收取，让无数民营老板背上沉重包袱。根据某县级劳动法庭统计，社保滞纳金超过本金的情况不在少数，企业即使想补缴社保，也会因高昂的滞纳金而却步，从而制约了社保追缴；根据推算，如果要求所有民营企业按照现行社保政策和标准缴纳或追缴，大多数民企只能关门倒闭；有预测认为，未来两三年，社保问题有可能会成为不少民企的灭顶之灾。

四是劳动者欺诈和碰瓷。部分劳动者就业的目的不是凭双手创造财富，而是专门钻《劳动合同法》空子，通过故意不签劳动合同、故意不缴纳社保、消极怠工，甚至自残自伤等办法碰瓷儿或敲诈企业，不少企业因此损失惨重甚至倒闭。令人担忧的是，劳动碰瓷、劳动欺诈呈现“职业化”“专门化”态势，甚至出现团伙作案；一些无良律师加入其中推波助澜，对企业经营构成巨大危害。

五是劳资关系恶化。因负担太重，压力太大，企业难以完全按《劳动合同法》履职，这被普遍认为是刀尖上跳舞，企业不仅担惊受怕被查处，还被员工骂“黑心老板”“无良企业”；随着员工文化素质普通提升、法律意识增强，企业需时时提防员工各种追讨、追缴或做局；而劳动者手握《劳动合同法》，一旦合法但不合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，会加大怨气，加深劳资矛盾。

失信惩戒机制的失当

国家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十多年。作为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机制，失信惩戒机制不当运行，也给一些民营企业经营造成危害。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：“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还”这个纳失前提条件被有意无意忽略，把一些“诚实而不幸”的民营老板们拖入“失信”这个不测深渊。

近年来，受经济大环境影响，民营企业三角债本身比较严重，加上一些政策变动、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欠债、银行不讲信用提前收贷、断贷等，导致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流动性不强，甚至直接失去流动性，影响或制约偿债。一些地方在处理这类纠纷或矛盾时，不是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、因企施策，而是笼统“纳失”，而且有限责任无限化现象突出：一旦企业被“纳失”，掌门人、主要股东甚至他们的家属，都会拖入偿债深渊；一些联保企业、特别是其中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也难逃厄运，好企业可能硬生生拖成信用不良、甚至被拖垮。主要管理者一旦“纳失”，企业可能立即停摆，从而将整个企业拖入无底深渊，加剧偿债不能，因此反而恶化整个信用环境。

几点思考和建议

企业经营本身就意味着风险，风险来自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市场等领域，与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相随，这是一种客观存在。我们不能理想主义地要求民企事事、时时、处处无瑕疵、无风险。否则，可能存在转嫁行政责任的嫌疑，不仅消除不了风险，还会无限放大风险。建议以法治推进民营经济发展，即应积极回应民营经济人士的合理关切，正视民企经营风险的客观性，从民营经济的痛点、难点和堵点入手，多谈“促进”，少谈“规范”，着力解决一些实际难题。据此提如下建议：

一是对民企适度“容错”。从政商关系看，十八届三中全会声明“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”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，即就是市场在政商关系中居于核心位置，政府要正确履职，善于为市场做一些服务的、辅助的、促进的、纠偏的工作。江苏立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，需进一步捋顺政企关系，不能用错位的甚至倒置的政企关系，捆束民企手脚，切勿让竹扶梯放陡一点危及安全因此罚款，以及化学危险品废料桶上没有标注“危险品”就必须“纳失”这样的逻辑泛滥。要进一步规范各类行政检查，立法要突出政府服务职能，规范第三方行为。

二是优化民企用工环境。我省立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，可以率先在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比例调整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及扩围政策、社保减免与缓缴政策、社保及滞纳金追缴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与待遇调整、企业社保补贴与优惠政策等领域，对个体工商户、中小微企业及大企业进行区别化对待，立法推动社保政策差异化；严格落实社保滞纳金不得超过本金的规定，提升企业补缴积极性，减轻企业负担；立法要规范协调人社部门及法院工作，通过信息共享、建立劳动“黑名单”内部通报制度等办法，打击劳动欺诈和劳动碰瓷，严厉打击就业领域的刑事犯罪活动，为企业用工安全提供保障；倡导行业自律，规范执业律师行为，引导劳动者依法依规维护个人合法权益。

三是规范失信机制运转。要立法推动银行、政府、行业等信息共享，借用大数据手段，依企业“失信”原因，对那些“有能力拒不偿还”的企业进行“纳失”，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中那些“诚实而不幸的人”；要立法避免信用惩戒一个标准、一个尺度、一刀切，应根据“失信”严重程度分门别类采取惩戒手段；要特别注意非企业原因导致的企业“失信”，对因政府欠账不还、银行责任等造成的企业偿债“不能”，如果非要追究企业“责任”，要立法规范政府或银行等责任，至少要承担连带责任；要豁免因政策变动、突发环境因素（火灾、地震等）导致的企业经营困难，最终形成的偿债“不能”。

四是发挥工商联和商会作用。我国商会组织已经过多轮改革，发端于2015年的政会脱钩也已进行了十年，但与脱钩改革相配套的政策远未跟上，导致不少商会组织只脱钩或假脱钩，商会实际作用有限。江苏立法要与时俱进，根据市场经济要求，强化政府服务，强化商会作用，建立更规范、更科学的政会关系。重点之一，是专章界定商会作用，要以政府职能转移为前提，将政府购买商会组织服务制度化，激活商会活力，发挥商会自律、专业的作用，做好行业或会员服务，减轻政府行政压力。这些服务包括专业咨询、行业评价、督促检查等。重点之二，是强化商会自身建设，改善办公条件，优化人员配置，特别要加快推进商会专业化、专职化队伍建设，提升专职人员待遇，把专职人员数量作为商会成立和考核的条件，促进商会可持续发展和作用发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