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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娘家四个儿子不孝顺 七十岁学跳舞认识老伴 儿子们回来看她都惊呆

更新时间:2025-03-31 16:13  浏览量:3

王大娘扫完院子,把扫帚立在墙角,那把扫帚的把手上缠着红色的橡皮筋,是春节时包橘子的那种。她喜欢这种小东西,床头柜上放了一小堆,颜色各异,像是给谁攒的礼物。

她今年七十岁了,儿女都走了,房子里只剩下挂历翻动的声音。去年那个挂历早就过期,但她舍不得扔,那是老四两年前带孩子回来时送的,上面有老四一家三口的照片。大娘盯着那张全家福看了半天,用手轻轻抚过照片上小孙子的脸,嘴角浮起一丝笑意,然后又很快收起来,像是怕被谁看见。

村头的大喇叭响了,播报着今天的天气和农产品价格。豆角降价了,茄子涨了,好像这些消息对谁都有用,对谁又都没用。

“哎,大娘,吃饭没?”隔壁李婶拎着一兜刚从地里摘的菜经过,头发剪短了,染了棕黄色,戴着一副亮晶晶的耳环。

“吃了。”王大娘说完又补了一句,“今天有人来修电表。”

李婶点点头,好像完全听懂了大娘想说的是:“我吃了,但一个人吃饭没意思,我等着电表工要来,至少能说几句话。”

“那大门别锁着,我家的钥匙你那还有吧。”李婶背着手往前走,不等大娘回答。去年李婶老伴儿去世,把另一把家门钥匙给了王大娘,两个老人都懂这是什么意思。

“怎么你也剪短发了?”大娘忽然问道。

李婶回过头,没接这个问题,只说:“老杨家明天杀猪,一会儿去登个记,几斤几两,写我们俩的。”

大娘点点头,眼睛看着远处树梢上的鸟窝,那个鸟窝已经空了,但她每天还是会看几眼。

墙角传来”嘀嘀”的声音,是电动车没电了。王大娘的二儿子老二前年给她买的,说骑着去趟街上买菜方便。可大娘哪会骑那玩意儿,电动车就一直在院子里放着,偶尔邻居家的孩子借去玩,还了也不充电。充电器早就收进了柜子,柜子上贴着”福”字,已经泛黄。

村委会大院里,一群老太太正在跳舞。音响放着《最炫民族风》,但跳的好像是广场舞《panama》的动作,领舞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,穿着鲜红色的舞裙,头发盘得一丝不苟,额头上的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李婶拉着王大娘站在一旁。

“来都来了,跟着动动呗。”李婶推了一下大娘。

王大娘摇摇头,像根木桩一样站在那里。她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,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,领口处有个补丁,线脚有点歪。

舞曲换了,是《小苹果》,但跳的还是刚才那套动作。跳舞的人群里有个老头子格外显眼,七十多岁的样子,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衫和黑裤子,每个动作都认真得像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动作不太对,但架势十足。

“那是张老师,以前教初中语文的,退休好些年了。”李婶小声说,“去年老伴去世,儿女都在大城市,一个人闷得慌就来跳舞。人挺好的,就是话少。”

王大娘点点头,眼睛却一直盯着那个老人的舞姿。

舞蹈结束后,大家三三两两地散开,那个叫张老师的老人独自一人坐在树荫下的长凳上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眼镜盒,擦拭着里面的老花镜。眼镜布已经旧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,但折叠得方方正正。

李婶拉着王大娘走过去:“张老师,这是我们村的王大娘,今天第一次来。”

张老师抬头看了一眼,点点头:“来跳舞挺好。”声音低沉而温和。

大娘站在那里,有些局促不安,像个初次上课的小学生。

“大娘有四个儿子呢,都不在身边。”李婶继续说道。

张老师又点点头:“我两个,一个在上海,一个在深圳。去年他妈走了,就更少回来了。”

这句话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,王大娘突然说道:“我老大在省城做生意,老二在县城开修理厂,老三去了南方打工,老四在城里当会计。”

张老师笑了笑:“都是有出息的。”

“出息…出息…”大娘喃喃自语,眼神飘向远处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,王大娘开始每天下午去村委会跳舞。她跳得很笨拙,总是慢半拍,但从不缺席。

张老师常常主动走到她身边,小声提醒:“左脚,往前,再转个圈。”

久而久之,两个人总是站在队伍的角落里,一个认真指导,一个笨拙学习。

一天,跳完舞后,张老师问道:“要不要去看看我的菜园子?种了些黄瓜,结得挺多的。”

王大娘点点头,跟着他走向村子西边的一小块菜地。

张老师的菜园子很有条理,黄瓜架上爬满了绿藤,茄子整齐地排列在一边,几株辣椒红绿相间,旁边是一小畦葱,另一边还有几垄蒜苗。角落里立着一个自制的稻草人,稻草人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红领巾,已经褪色。

“这是…”大娘指着红领巾问道。

“我孙子的,小学时候的。去年来玩,说稻草人太丑了,给它戴上。”张老师笑着回答,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大娘沉默地摘了两根黄瓜,递给张老师一根。两人像小孩子一样蹲在地头,咬着脆生生的黄瓜,汁水顺着指缝流下来。

“我的院子里有棵石榴树,今年结了好多果子,你要是不嫌弃,改天来看看。”大娘突然说道。

那是她第一次主动邀请别人去她家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王大娘和张老师成了村里人人皆知的”舞伴”。他们不仅跳舞,还一起去赶集,一起修理村口那个坏了的水泵,一起喂养大娘家那棵石榴树下的三只流浪猫。

张老师是个手巧的人,帮大娘修好了屋檐漏水的地方,还教她用废弃的塑料瓶制作简易的花盆,种上了几株小花。大娘则常常给张老师带一些自己腌制的咸菜和手工馒头。

有一天,张老师拿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来找大娘。

“给你的。”他把盒子递给大娘。

大娘小心翼翼地打开,里面是一部崭新的手机。

“这太贵重了,我不能要。”大娘连忙把盒子合上。

“不贵,我儿子寄来的,说是他换新的了。我已经有一个了,这个你拿着,我教你用。这样我们可以像年轻人一样发信息聊天。”张老师说着,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机。

那是老式的翻盖手机,按键已经磨得看不清字迹。

大娘看着张老师的手机,再看看手里崭新的智能机,突然笑了:“你骗人。”

张老师也笑了,不再解释:“学不学?”

“学。”大娘点点头。

从那天起,村里人常常看到两个老人坐在石榴树下,一个耐心地教,一个认真地学,有时候为了一个小功能争论半天,笑声不断。

立夏那天,村里忽然传来消息,说王大娘和张老师去县里领了结婚证。

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。有人说风凉话:“两个老东西,活到这把年纪还闹啥?”也有人由衷祝福:“好事啊,互相有个照应。”

李婶得意地接受着村民们的”采访”,仿佛这一切都是她的功劳:“我早就看出来了,两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人,性格也合得来。”

秋天到了,石榴树上的果子裂开了红润的笑脸。

王大娘站在梯子上摘石榴,张老师在下面接着。两人忙碌了一上午,收获了满满一竹篮。

“给孩子们寄点吧。”张老师提议。

大娘点点头,开始挑选最大最红的石榴装进纸箱。

“这些年,你的孩子们…常回来吗?”张老师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这个问题,他们认识这么久了,从未直接问过。

大娘的手停顿了一下,继续挑选石榴:“老大每年春节回来一次,匆匆忙忙的,住一晚就走了;老二离得近,但忙着赚钱,三个月能见一面就不错了;老三在南方,两年才回来一次;老四…老四是最孝顺的,可惜太远了,也是一年才能回来一次。”

张老师没再问,只是默默地帮她用泡沫网套包裹着每一个石榴。

晚上,两人坐在院子里,借着月光给石榴贴快递单。

“老林家的儿子前几天回来了,看到他父母搬去县城住了,还以为出了什么事,原来是跟着儿媳妇去跳舞去了。”张老师笑着说。

大娘也笑了:“现在年轻人都说我们活出了’朋克养生’的精神。”

“什么朋克不朋克的,活着不就图个开心吗?”张老师摇摇头。

大娘突然问道:“你说,我们把结婚的事告诉孩子们吗?”

张老师想了想:“你是怕他们不理解?”

“也不是,就是…”大娘的声音低了下去。

“我懂,你害怕他们觉得咱们老糊涂了。”张老师握住她的手,“不怕,下次他们回来,看到咱们过得好,自然就明白了。”

中秋节前一周,王大娘的二儿子突然回来了。

“妈,我听村里人说,你…结婚了?”刚一进门,老二就直奔主题。

大娘站在灶台前,正在煮饺子,听到这话,手里的勺子差点掉了:“谁跟你说的?”

“村里人都知道了,李婶还给我发了微信。”老二的语气有些不满,“这么大的事,您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?”

大娘放下勺子,平静地说:“我都七十了,还用跟你们商量我自己的事吗?”

老二一时语塞,转而问道:“那人是谁啊?什么条件?有房有车吗?儿女多少?不会是冲着咱家这房子来的吧?”

大娘没回答,只是说:“一会儿他来吃饭,你自己问吧。”

饭桌上,张老师彬彬有礼地向老二问好,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:有一套老房子,已经写给了儿子;有退休金,不多但够用;有两个儿子,都有稳定工作,不需要他操心。

“我们这个年纪,不图什么,就是想互相有个照应。”张老师最后总结道。

老二听完,脸色好了些,但仍不太自然。

饭后,张老师主动提出去买些水果,留下空间给母子俩谈话。

“妈,我不是反对您找伴,就是觉得太突然了。”老二的语气软了下来。

“突然?”大娘苦笑了一下,“我在这个村子里一个人生活了五年,你们什么时候觉得’突然’过?”

老二沉默了。

“我不怪你们,你们各有各的生活。我只是不想再一个人了。”大娘继续说道,“张老师是个好人,我们在一起很开心。”

老二点点头:“那…你们打算怎么住?”

“继续住各自的家,白天在一起,晚上回各自家睡。我们商量好了,将来谁先有事,另一个不给子女添麻烦。他家的事他家儿子管,我家的事还是你们四兄弟负责。”

听到这里,老二的眼圈红了:“妈,对不起,我们是不是太不孝顺了?”

大娘摇摇头:“你们都有自己的生活,我理解。但我也有我的生活,你们也要理解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,老大、老三和老四相继打来电话,问候之外,都隐晦地提到了”听说您有了新朋友”之类的话。大娘一一解释,孩子们从最初的震惊到接受,态度也渐渐缓和。

中秋节那天,四个儿子罕见地齐聚老家。他们本想着劝说母亲,但看到家里焕然一新的样子,都沉默了。

院子里的杂物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几盆盛开的菊花;墙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,是张老师的手笔;客厅里新添了一台电视,据说是两位老人一起凑钱买的;厨房的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调料,有些是孩子们从未见过的。

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母亲的变化。大娘剪了一个利落的短发,穿着素雅但干净的衣服,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些,眼睛里有了神采。她不再只是点头应和儿子们的话,而是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,甚至会用微信给儿子们发送石榴树下的照片。

张老师没有来打扰这家人的团聚,只在下午时送来了一盘自己做的点心,礼貌地打了招呼就离开了。

晚上,一家人围坐在月光下吃月饼。老四的妻子悄悄问大娘:“妈,你真的…很喜欢张老师吗?”

大娘看了她一眼,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那就好,只要您开心就好。”老四妻子拍了拍大娘的手。

月亮升到最高处,院子里传来悠扬的二胡声。大娘告诉儿子们,那是张老师在拉琴,每到月圆之夜,他都会拉一曲《二泉映月》。

四兄弟相视一笑,老大提议:“要不,请张叔过来一起赏月吧?”

大娘的眼睛亮了起来,点点头。

张老师提着二胡来了,见到一屋子人有些局促,但很快就在老四的热情招待下放松下来。他拉了几首曲子,声音哀而不伤,乐而不淫,赢得了一片掌声。

老二悄悄对老大说:“妈这些年,真的很孤单吧?”

老大点点头:“是我们不够关心她。”

老三叹了口气:“以前总觉得给钱尽孝了,现在看来,陪伴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老四看着母亲脸上久违的笑容,对兄弟们说:“不管怎样,妈现在开心就好。张叔看起来是个正直的人,比我们更有时间陪着妈。”

四兄弟达成了共识:尊重母亲的选择,并且轮流回来看望,不再让母亲一个人过节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村里人都习惯了看到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样子:清晨一起在田间小路散步,白天各自忙碌,下午一起跳舞或在谁家的院子里看书下棋,傍晚一起做饭,饭后一起送对方回家,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子里。

他们没有同居,保持着各自的独立空间,却又时时刻刻陪伴在对方身边。

张老师教大娘用智能手机,大娘教张老师做家常菜;张老师陪大娘去医院检查,大娘陪张老师收拾那些舍不得丢的旧书;他们一起规划着明年菜园子里要种什么,一起计划着去县城的公园看看。

又一年春节,四兄弟带着全家人回来了。

大娘站在院子里,身边是张老师,两人看着车子一辆辆开进村口,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

老四的儿子一下车就跑过来:“奶奶!奶奶!我想死你了!这是张爷爷吗?妈妈说您现在有舞伴了,真厉害!”

大娘笑得合不拢嘴,摸了摸孙子的头。

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,张老师主动烧水倒茶,帮着收拾行李,一点也不拘谨。四个儿媳妇围着大娘,问东问西,气氛其乐融融。

晚上,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,热热闹闹的,像过去任何一个团圆的日子。不同的是,桌上多了张老师,话题也多了跳舞、种菜、旅行的内容。

老大举起酒杯:“感谢张叔这一年来对我妈的照顾。我们四兄弟,工作忙,顾不上,实在是…惭愧。”

张老师摆摆手:“大娘是个好人,跟她在一起,我很开心。”

大娘红了脸,低头吃饭。

饭后,老四拿出一个盒子:“妈,这是我们兄弟几个一起给您和张叔的礼物。”

盒子里是两张去海南的机票和一周的度假酒店预订单。

“你们这是…”大娘惊讶地看着儿子们。

“我们商量好了,您和张叔应该好好出去玩玩。趁着身体还好,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老三解释道。

“是啊,妈,您都没坐过飞机呢。”老二补充道。

大娘看看儿子们,又看看张老师,眼睛湿润了:“你们这些孩子…”

张老师握住她的手:“去吧,我陪你。”

那年清明,村里人发现王大娘家的院子格外热闹。

四辆车停在门口,十几个人进进出出。王大娘和张老师站在一起,笑看着这一切。

原来,老大一家决定从省城搬回县城发展;老二把修理厂开到了村边,方便照顾母亲;老三从南方调回了省内的分公司;老四虽然还在远方,但承诺每个月都会回来看望。

“妈,我们想通了,再忙也不能忽视家人。看到您和张叔这么恩爱,我们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”老大诚恳地说。

大娘笑着看着四个儿子:“你们各有各的生活,妈不求你们天天陪着,只要心里有我这个老娘就行。”

张老师在一旁点点头:“是啊,我们老两口过得挺好的,你们别太牵挂。”

听到”老两口”这个词,所有人都笑了。

傍晚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,看着石榴树上新抽的嫩芽,讨论着今年的收成,谁也没提过去的遗憾与亏欠。

夕阳西下,落在两位老人的身上,给他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他们相视一笑,眼睛里是岁月沉淀下的宁静与幸福。

在村口的小广场上,音响里又响起了《最炫民族风》,只是这一次,跳舞的人群中,多了四个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。

老大的妻子笑着说:“这跳得比我们城里的广场舞有意思多了!”

生活,就这样继续着,像石榴树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,平淡却充满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