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太宗纳谏
发布时间：2025-09-15 07:56:02 浏览量：1
《尚书》中有“大禹拜昌言”的典故：伯益与皋陶都是上古贤臣，伯益告诫大禹说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；皋陶要求大禹“慎厥身，修思永”，即谨慎其身，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的修养。大禹都拜谢说：“对呀！”所谓“昌言”，可以指嘉言、美言、善言、正言等。伯益与皋陶的告诫分别载于《大禹谟》与《皋陶谟》，接下来就记载大禹拜昌言而不是拜伯益与皋陶，这就更加突出了“昌言”的可贵。据说宋太宗赵光义非常欣赏这个典故，他曾经对执政大臣说：“大禹拜昌言，至今传为美谈。倘若有谁能够像伯益、皋陶那样直言进谏，只要切中时弊，朕就向大禹学习，怎会吝惜这一拜之劳呢！”
宋太宗为什么欣赏这个典故？因为他“求治甚切”（南宋朱弁《曲洧旧闻》卷七），并且他深知要使国家真正得到治理，就必须广开言路，就必须善于纳谏。宋太宗本身的功过姑且不论，在开言路与纳谏诤方面，应该说做得还是满不错的。
雍熙元年（公元984年）六月，宋太宗下诏求取直言。睦州知州田锡上疏指出：“陛下即位九年，天下虽然一统，四方虽然安宁，然而刑罚案狱未必都处理得很妥当，水旱灾害也时有发生。陛下说天下太平，谁敢说不太平？陛下说天下已经得到治理，谁敢说尚未得到治理？”紧接着他又列数了种种弊政，并质问宋太宗：“宰相如果贤明，就应该充分信任；如果不贤明，就要选择贤明的人来担任。怎么能够既设置了宰相，却又心存疑虑而不给其以实权呢？”面对如此尖锐的言论，宋太宗并未发怒，而是“韪其论”——称赞他说得对，说得好。
淳化年间，雍丘县尉武隆上书朝廷，请求削减宫中服役之人。宋太宗拿着这份奏章对宰相等重臣说：“一个小小的县尉敢于议论宫禁中的事情，勇气可嘉。但是在内廷服役的共二百多人，各有各的职责，连扫地打杂的也包括在内，如果再予削减，只怕就周转不过来、许多事情也就没法做了。一般外地的官员由于离宫廷较远，不了解具体情况啊。”宰相与那几个朝中重臣都说应该用“妄言”罪严厉地惩治这个武隆，太宗却道：“以言治罪，后世的人们将怎样看待我呢？”宰相与重臣们都非常惭愧，并且很佩服宋太宗的气量。
淳化二年（公元991年）春天发生大旱灾，宋太宗担心是上天对施政失误的警戒，便召集近臣，询问时政得失。其他人都安慰太宗说，苍天有久晴也有久阴，都属正常现象，与时政得失没有关系，希望皇上不要担忧；唯独寇准说：“《尚书·洪范》中说，天与人互相感应，如同影子跟随着形体。苍天之所以久久不肯降雨，就是因为人间的刑狱不公平啊！”试析宋太宗的心态，既有一种对上天示警的担忧，又希望群臣给予否定，至多委婉地提一些不痛不痒的建议，比如说成绩是主要的呀，有一些小小失误是难免的呀，是前进中的问题呀，等等等等。万没想到这个不识时务的寇准竟然引经据典地一口咬定：这就是上天对施政严重失误的惩罚，是司法不公引起的！宋太宗勃然大怒，起身拂袖而去。过了一阵，大概是想起了自己引用的“大禹拜昌言”的典故吧，便召寇准质问道：“你说刑狱不公平，有什么根据？”
寇准答道：“希望陛下将二府官员召进来，臣就当场说出根据。”宋代二府指中书省与枢密院，都是枢要机构，宋太宗便传旨将二府官员都召进宫中，寇准道：“前不久有两个官员，一个叫祖吉、一个叫王淮，都因贪污受贿而触犯刑律。祖吉贪污的数额少，被依法处斩；王淮贪污的数额成千上万，比祖吉多得多，却因为他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，仅仅受了顿杖责，而且仍然让他继续做官。这难道不是刑狱不公平么？” 宋太宗问王沔有没有这回事，王沔吓得跪倒于地，连连磕头谢罪。宋太宗严厉训斥了王沔一顿，又当场提拔寇准为左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。为了解决刑狱不公平的状况，防止刑部与大理寺的官员舞文弄法、徇情营私，当年八月，宋太宗于宫禁之中设立“审刑院”，院中置详议官六员，规定但凡狱中案件，先送达审刑院登记备案，然后交给刑部与大理寺审核，审核的结果再报送审刑院“详议”并“申覆裁决”，裁决的结果则最后交给中书省执行。倘若碰到有疑义的案件，还要再由宰相禀告皇帝，由皇帝终审裁决。宋太宗的这一制度革新，显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冤假错案的产生，从而使北宋的司法状况有所改观。
有一次，寇准在殿中奏事，结果与皇帝“语不合”。寇准性情刚直，不是个轻易肯让步的人，估计和皇帝争论得很厉害。宋太宗大怒，起身便欲离去。寇准竟然拉着皇帝的衣服，“令帝复坐，事决乃退”。所谓“事决乃退”，即事情解决了才退下去，显然也是宋太宗依从了他。从《宋史·寇准传》中“令帝复坐”这四个字来看，寇准可以说是对皇帝无礼至极了，倘若碰上一个暴君，很可能连小命也保不住。可是宋太宗却对寇准的这种坚持、这个举动非常赞赏，并且感叹地说：“朕得了寇准，犹如唐太宗得了魏征啊！”
“求治甚切”的宋太宗赵光义，由于比较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、比较能够纳谏而又不以言治罪，所以他至少部分地达到了目的，在他统治的二十一二年间，社会生产有所发展，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。明人陈邦瞻在修撰《宋史纪事本末》时特意修了一卷《太宗致治》。宋太宗对自己的治绩也比较满意，有一天，他问身边的几个大臣：“朕比起唐太宗来怎么样？”参知政事李昉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轻轻地吟诵起白居易的诗句《七德舞》：“怨女三千放出宫，死囚四百来归狱。”宋太宗一听，连忙站起来说：“朕不及，朕不及，卿言警朕矣！”
《七德舞》是白居易歌颂唐太宗的一首比较长的诗歌，李昉吟诵的这两句，叙述的却是实情。“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”载之于《旧唐书·太宗纪上》，事情发生在唐太宗即位之初。而据《新唐书·刑法志》所载：贞观六年（公元632年），唐太宗亲自审讯囚徒，将犯了死罪的“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，期以明年秋即刑”。到了第二年秋天，所有囚徒都如约来到朝堂之上，没有一人误期。唐太宗称赞他们讲信用，将他们全都赦免了。无论文治武功，宋太宗固然远远比不上唐太宗。然而在宋太宗身边，毕竟还有一批敢于讲真话的人，这与他的能够纳谏及不以言治罪自然大有关系。从他踌躇满志地欲与唐太宗一比高下，到连声说“朕不及，朕不及”，并感谢李昉“警朕”，说明他毕竟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。
或许，这正是他取得一定成功的重要因素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