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永前：笔尖上的乡土 ——评巴陇锋《笔尖上的芭蕾》

发布时间：2025-09-22 08:08:29 浏览量：1

文|苏永前

（本文发表于2025年9月1日《出版人》杂志总第350期阅读栏目）

案头这本书名为《笔尖上的芭蕾》，我这篇短评却题为“笔尖上的乡土”。貌似针锋相对，实则揭示了这本散文集的一种取径：以轻盈自如的文学笔法，书写厚重古朴的乡土之情。散文集共分七个板块，其中也涉及作者在长安、北京、苏杭、兰州等地的足迹墨痕，但大部分篇章，均与故土、家园、童年相关，通读全书，可谓炊烟袅袅、乡音依依。

我一直在思索：散文与小说之间究竟有没有界限，若有，边界何在？平日的阅读经验，使我对肖云儒先生1960年代提出的“形散神不散”说有几分保留；而有限的文化人类学训练，又使我意识到，每一种分类，大抵是核心明晰、边界模糊。散文作为一种文类，自古代延续至今，自然有其划分的理由，虽然古代的散文概念与“五四”以来的散文概念，在内涵、外延方面均有差异。郁达夫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》导言中强调，现代散文的突出特点在于表现个性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小说乃至戏剧、诗歌，未尝不是个性的体现。

如果要对散文作一总结，我认为最大特点在于表现真性情。小说有叙述人，戏剧多代言体，现代诗常用隐喻、象征，散文则不假掩饰地呈现自己的经历、情感和秉性，作者与读者直面相对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笔尖上的芭蕾》所收篇章，除《重修巴氏家谱序》外，皆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散文。

首先是乡土生活的真实呈现。自“五四”以来，在鲁迅等作家的倡导实践下，乡土小说自成一脉，且绵延不绝、延续至今。令人疑惑的是，虽然周作人散文中早有对于绍兴乡土的书写，但“乡土散文”概念，一直没有流行开来，起码不如“乡土小说”那样影响巨大。个中的缘由，固然与文学史写作中的个人取舍有关，但更为重要的，或许与乡土散文本身的数量、局限有牵连。就此而言，巴陇锋《笔尖上的芭蕾》，是对现代乡土散文的丰富与延伸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现代作家大多来自江浙乡野，无论小说或散文，多由家乡取材，因而江南水乡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景观。可论及西北，尤其是地处一隅的陇东，乡土文化的文学呈现难得一见。

巴陇锋散文的可贵之处，就是真实记录了这个地区的人事物象。比如燎疳，本是陇东地区的民间信俗，在巴陇锋笔下，更见知识与趣味：“燎疳的过程充满奇幻妙趣。终于挨到晚上，急急地将燎毛蒿堆稍门口，喝完汤，急火火催全家人到门外，阵势比除夕、元宵夜搭门前火要隆重得远。兴兴头头，大人也来，女人也来，襁褓里的婴儿也来。人齐了，急点火。真是干柴烈火呀，火苗尚未送到跟前，燎毛蒿就急火火燃起来，一下子火焰扑天而去，吓得人都朝后退；火焰的边沿越烧越大，箭起两三米高的纺锤形火柱，照得人面颜滚烫、心里开花。”整段文字，动静相宜，极有画面馆，燎疳的场景如在眼前。

再如《陇东场活》一文，写的便是我十分熟悉的农忙场景：“往往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东边子午岭上空的云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张牙舞爪地腾起，让疲惫不堪的人们不仅得不到喘息，还措手不及；眨眼间，云头变为高高的云脚挂起雨脚来，霎时电闪雷滚，大白雨气势汹汹袭来！全家人乃至全村人早忘了饥饿，慌里慌张卸了牛，扛起推刨、木杈、楗杈等农具，忙碌却极有章法地起场。”对陇东“跑白雨”的叙写，令人想起汪曾祺笔下西南联大的“跑警报”，虽然书写对象的身份、经历有差异，但在诙谐中均体现出一种历史的沉重感。

其次是乡土情感的真实表达。细数起来，我和本书作者不仅多有交集，人生轨迹也大抵平行。巴陇锋兄籍贯庆阳宁县，我出生于平凉庄浪。作为陇东土地上的农家子弟，我们初中毕业便各自早早上了中师，完成学业后在乡村中小学从教若干年，其间经由自考或进修获得本科学历；最终通过全力拼搏，在兰州大学文学院读研——我2003年秋季入校，陇锋兄入校则是2005年，中间相隔仅二年。在兰大一分部的校园中，我们曾一起聆听各位大先生的谆谆教诲，虽然当时过往并不频繁。说这些题外话，只是想表明，我读此书时颇感亲切，陇锋兄身上发生的，在我身上亦多有经历；陇锋兄所思所想，于我亦多有共鸣。比如乡间劳作，本是民间的苦差，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可一旦变成回忆，便饱含了温情，正如普希金诗中所说，一切的过去，都会成为亲切和怀恋。读陇锋兄散文，我颇有同感，思绪、情感常常在时光的隧道中往返。

《放羊琐忆》所述，西北农村孩子并不陌生。论及乡间尤其放牧，无论中国或是西方，普遍有一种乌托邦式的联想。“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”，显然是中国古人的牧歌式想象，骨子里渗出的则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士大夫情调。陇锋兄对于放羊生涯的叙述，因为融入了自己的切身体验，显然更接地气，也更加真实。其中自然有种种乐趣，但作者也道出了中间的苦涩与无奈：“诚然，放羊也无聊，充满无处不在的焦虑、艰辛甚至危险。冬日冻裂手脚，夏日晒伤皮囊，忍饥挨饿坐在山顶沟畔或从沟底望蓝天，等待吆羊回家的少年心怀忧伤。”虽然时隔多年，童年的“创伤记忆”已经历了时光的洗礼，但这种感受依然鲜活如初。尤其篇章开头，作者不动声色地写道：“不错的，我八九岁就随人放羊，十来岁独自放羊，十二岁初中前就是放羊好手了。”行文十分节制甚至有些许自我调侃，但每读至此，我总是有些动容。其中所唤起的，不仅是作者的早年生活，也是同属我们这代人的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