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曜东口述十里洋场4：上海滩形形色色的舞厅、舞女和舞女大班

发布时间：2025-12-18 13:11:11  浏览量：40

我涉足舞场大约在七八十年前，那时上海的华人中刚开始有职业舞女和营业性的舞厅。在此之前，跳舞是外国人的事，中国人的娱乐主要是上戏馆子看戏，有钱人碰上喜事就在家里请来名角唱堂会，一般老百姓多半是聚在一起打麻将。当然，在有外国人和洋行、银行买办出入的场合，也常有舞会，但中国人自己开的交际舞厅，似是出现在20年代，地点在虹口，是广东人开的，中文名字叫黑猫舞厅（ Black Cat )。那时的虹口是广东人和日本人的世面。黑猫舞厅最初只有十几个舞女，都是在私人跳舞学校里学过的。她们是上海最早的一批职业舞女。人跳舞学校里学过的。她们是上海最早的一批职业舞女。

凡事都是物以稀为贵。黑猫舞厅既然是独领风骚的第一家，生意自然红火，还吸引了很多洋人来跳舞。后来就从虹口搬到了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楼上。其中有几个红舞女很是出过一阵风头，如杜爱梅、陈雪梨、陈卓华、麦文卿、王女士等等。那时的舞厅是很规矩的，舞女们陪舞不陪夜，若有了相好，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就索性脱离舞厅，嫁出去了事。不像后来的敌伪时期，情形就乱了，有的舞女成了半个妓女。到了抗战胜利之后，国民党的"五子登科"一来，更是天下大乱，各种类型的舞女都出来了。

"黑猫"时期的红舞女收入不错，一般是一元钱三跳，即一元钱伴你跳三支曲子。像杜爱梅一个月可挣3000元。那时虹桥一带的土地不过2000元一亩，一般银行的经理月薪不过三四百元，大银行经理也才800元，而老百姓10元钱可吃一个月了，夫妻俩租一间亭子间过日子，月租只要2元钱。

我那时刚刚20岁，和我大哥孙仰农在南京东路现在的中央商场开了一家小公司，初学做生意。那是个华洋杂处、中西交汇的核心地带，西洋玩艺儿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极大，所以由朋友引路，也成了黑猫舞厅的常客。那时我父亲孙多提当盐官（初为松江盐运副，后为扬州扬由关监督），家里虽有钱，但因是封建大家庭（我的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）所以家规也严，不允许我们泡舞场，只能偷偷摸摸地去。那时的青年跟现在的青年一样，越是管得严了越有逆反心理，越是不让去就越想去，最后竟一发不可收，跳舞成了我前半生的一大嗜好，以至于从跳舞而相好，娶了黑猫舞厅的舞女麦文卿为妻，并从她那儿，知道了她们中的许多事。

麦氏是广东人，跟着母亲来上海。其母是洋行买办家里的管家。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起来后，广东许多洋行北迁海，管家也就跟着来上海。上海的买办家里也喜欢用广东人管家，因为她们人干净，见识广，有洋味，懂得西洋人的规矩。干她们这一行的连穿衣服也是一样的，总是黑裤子，白色中袖上衣，衣襟的大襟纽扣边挂着一串钥匙，手里总是一条白毛巾。阮玲玉的母亲也是这类职业。麦文卿生活在这样的开放型的环境里，自然能得风气之先。阮玲玉当时既跳舞也当影星，是个舞星兼影星的双栖明星。

黑猫舞厅的台柱子是杜爱梅，红得很，人长得漂亮，舞也跳得好，后来嫁了上海的纸张大王徐大统。徐大统原是钱庄里跑街的，宁波人，后来在上海世面上混熟了，成了纸业大王。他的发财主要得助于陈彬和。陈彬和是《申报》馆的主笔，史量才的得力助手，《申报》所用的纸张均由陈彬和"挑"徐大统做，后来《新闻报》也归陈彬管了，纸张也都用徐大统的了，徐焉有不发财之理呢？徐大统为了应酬客户，常陪客户去舞厅，于是认识了杜爱梅，有意娶其为妻。徐家里原有结发夫人，是旧式的小脚女人，他自然日久生厌了。杜爱梅是红舞星，不容易"上钩"，他就耍了小聪明，向杜隐瞒了实情，说自己没有妻室。于是杜爱梅和他讲定，自结婚后，杜脱离舞场，但徐从此亦不许涉足舞场了。可是徐大统欺骗了杜爱梅，婚后仍是泡舞场，杜气得不得了，于是就招小姐妹来家里打牌，有时留宿在家。结果徐大统又在小姐妹身上拈花惹草，又生出一些是非来。后来杜爱梅与徐分居，刻意捧角，主要捧越剧演员傅全香等，又当交际花，每天的应酬也忙得很。

黑猫舞厅的另一当红舞星叫陈雪梨，后来嫁了颜料巨商薛家的第四个儿子，人称薛老四。著名的京剧坤角露兰春，从黄金荣家里出来后嫁的是薛家老二。薛老四娶了陈雪梨后又看上别的女人，于是陈雪梨与之闹翻，没几年就从薛家出来了。正好那时杜爱梅也与丈夫闹得不开心，于是就叫陈雪梨搬来家住了。谁知徐大统得罪了杜爱梅却又移情陈雪梨，他们俩好上了，1948年去了香港。我为此还为杜打抱过不平。

还有一个混血儿叫玛格里特，中文名字叫陈卓华。她母亲是印度人，父亲是广东人。她最初是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的舞伴，后来嫁了印度贵族华兹华尼，其丈夫曾担任香港印度商会的会长。她本人解放前出国，后来定居美国，是一家公寓的老板。她为人极讲交情。我1974年从外地返回上海后，生活很困难，她远在海外不知怎么会得知我的情况，就寄来一只邮包，里面全是衣服，又写来一封英文信。可知她那时还在世，现已久无音信了。

她们那批舞女中现在只剩一人还在世（我那麦氏夫人在解放初病逝香港），即前面讲到的王女士。她与我同岁，也九十多了，朝鲜族人，因人长得白，人称"剥壳鸡蛋"。他的丈夫是著名餐馆雪园饭店的老板，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并入绿杨村饭店，前几年病逝。她本人解放后潜心画艺，现在画得很好，还有画捐赠政府。她是上海文史馆馆员，当是上海舞业行当里唯一的活字典。

黑猫舞厅之后较出名的舞厅是圣爱娜和大都会，后来才是百乐门和仙乐斯。另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、各式风格的舞厅。

开圣爱娜舞厅的老板是福建人王信和，舞厅地点在青海路吴江路路口，规模很大，也很规矩，生意很好。那个地方原先有个吴江路路口，规模很大，也很规矩，生意很好。那个地方原先有个美国人开的斜桥总会（俱乐部），又紧贴静安寺路（南京西路），清末的几个豪门望族如盛宣怀家、邵友濂家、刘锦藻家，以及李鸿章五弟李凤章的后代都住在这儿，几处大宅门几乎连成了一片。公子哥儿成团成旅，娱乐休闲市场自然就红火了。那时夏天没有空调设备，如果舞厅里很热，公子哥儿们怕热就不来跳舞了。可是王老板又别出新招，夏天在兆丰公园（现中山公园）又开了个露天舞场，搭一些棚子供应茶点，舞池是水门汀地面，再洒上一层滑石粉，比起打蜡的弹簧地板并不差，舞客们照样旋转自如。再加上菲律宾乐队吹奏的轻音乐，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，生意就更加火爆了。王老板很懂生意经，他细心观察并迎合人们的崇洋心理，连夜宵和小吃都为舞客们准备好了，主要是烤鸡和烤肉。人们在凉风习习中起舞，不时地又闻到阵阵烧烤的香味，于是且舞且吃，是真正的土洋结合，像个乡村俱乐部。

与圣爱娜差不多同期，静安寺边上又有了大都会舞厅，那是舞女大班阿郑和阿盛（具体名字记不清了）等几个人合伙开办的，规模不如圣爱娜大，生意也很好，一般银行、洋行里的经理、高级职员常爱往大都会跑，因环境较之圣爱娜更贵族气些。

再后来又有了百乐门和仙乐斯，都在静安寺路（现南京西路）上，所以旧时的静安寺路，简直是舞场一条街。

百乐门是湖州南浔"四象"（当地人称家产达千万两银的富户为"大象"）之一的顾家于1932年开的，老板叫顾联承，投资70万两银，其规模和豪华程度均属后来居上，号称"东方第一乐府"。那时静安寺一带还是矮平房的世界，较为僻静，忽然间拔地而起一座六层的美式巨厦，而且楼的顶部设计为圆柱体的梯形造型，周围层层嵌以霓虹灯广告，大门右两翼又安置了垂直式的流线性灯柱，入夜时分，彩灯齐放，分外醒目，一时竟占尽风光。百乐门一层是店面和厨房；二层是舞厅和宴会厅，大舞池有500平方米，还有一个玻璃舞池；三楼以上是旅馆。开业后天天门前车水马龙，衣香鬓影，热闹非凡，逐渐成为上流人士的活动场所。有些大户人家儿女婚嫁也租此举办结婚典礼，如盛宣怀的孙子盛毓邮，娶宜兴大户任家长女任芷芳为妻，在此举办婚礼时，就包下了整座百乐门，新娘子的婚纱从舞池中间一直拖到大门口，前来祝贺的客人不知有多少。顾联承有两个儿子，顾森康和顾利康。顾利康是老大，当家管事的，解放以后发配青海劳动改造，据说他与国民党的军警部门有勾结。那时舞厅为防止流氓捣乱、敲诈，是常常请求军警来保护的，肯定与他们有些联系，顾利康后来就死在青海。顾森康后来侨居加拿大，仍健在，差不多每年都回来探亲。人老了毕竟思念故土。

仙乐斯的情况许多报刊都介绍过了，沙逊是老板。因为他有一次去百乐门消遣，服务员不认识他，又见他是跷脚，认定他不是来跳舞的，于是怠慢了他。他一怒之下在跑马厅附近自己造了一座舞厅，取名仙乐斯。可是他会炒房地产而不会经营舞厅，开业后连连亏本，也有人认为舞厅环境太封闭，舞客们不愿来。后来租给了谢葆生经营。谢葆生是上海滩上处处玩得转的人，是个大流氓，在上海开卡德浴池、卡德旅馆，很有势力，汪伪时陈群当江苏省省长，就叫他当警察厅长。此人开舞厅也很有办法。一个好的舞厅，起码要有二三个当红的舞星，才能吸引那些洋场阔少，于是他主动为舞星们提供高级公寓，又免费车接车送，提供各种方便。舞星一被拉过来，大批的舞客也就带过来了。所以仙乐斯在谢葆生手里，也成了一张赚钱的王牌。

敌伪时富民路长乐路路口的三角地带，还有一个白俄开的"阿开弟"( AKT ）舞厅，是另一种风味的。楼下是舞厅，楼上是赌台，舞厅可容六七十对舞客跳舞。这个舞厅没有固定的舞女，客人要自带舞伴去的。可是无形中在此地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尚﹣﹣大家都带西洋女去跳舞。所谓西洋女，是指那些在上海洋行或大型企业里工作的葡萄牙、阿根廷等西方国家的洋妞，如上海自来水公司、电灯公司、电话局的接线员、小职员，她们似乎还够不上资格陪她们的洋大班跳舞，于是在周末和周日，到"阿开弟"来"打工"，陪上等华人跳舞。这些人作风规矩，陪舞不陪夜，收入也很可观。"阿开弟"还有一个特殊的节目，即每三圈舞跳完之后，有一场白俄的文艺表演，或是赤脚跳踢踏舞，或是草裙舞，或是唱歌，也别有情趣，所以生意好得很，天天客满。

江苏路华山路路口现在卫生学校的地方，过去也有舞厅，是李鸿章的一个侄孙开的，也是楼下跳舞，楼上摆赌台，名字叫"阿根廷俱乐部"。最差的舞厅是开在石库门房子楼下的，那是未出名的舞女的实习场所，价格是一元钱30跳。

陈曼丽是百乐门舞厅乃至整个上海滩舞业界非常走红的舞女。她是安徽芜湖人，父亲是剃头匠，在日本开个小剃头店过日子。抗战爆发后，日本人排华，她的父母带她回上海了。其父仍旧给人剃头，她就进舞厅跳舞。她人长得虽算不上最好看，但身材好，细高挑个头，身段优美，而且人极聪明，舞跳得好，还会唱京戏，曾与叶盛兰、马富禄合演过《红鸾禧》，一时名声大噪。也许她在日本时见过世面，所以待人接物也很礼貌，懂规矩。

她跳舞跳红之后，身价不得了，行情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可挣三万元。不仅仅是她，其他红舞女也是如此。所以她们都住高级公寓，如衡山路上的西湖公寓、毕卡第公寓、淮海路上的戤司康公寓等。那原是洋大人们的居住地，她们也挤进去了。穿着打扮上，她们常常一身华丽的丝绸旗袍，冬天外披一件貂皮大衣，风度上向上海滩那些富贵人家的少奶奶看齐，所以颇能领一时之风骚。每天请她们吃饭、跳舞的人不知有多少。她们自己也不用买汽车，人家自会开车来接她。陈曼丽一般要到晚上10点钟才去舞厅，在此之前总是在哪家大饭店里人家请吃饭，还常常应酬不过来，要提前预约。她进了舞厅先去洗手间补粉，出来后已有十几位先生在等她了。这时舞女大班就会走过来，告诉她哪位先生先来，应当先陪谁跳。有的舞客来到舞厅并不是要人陪舞的，而是点中意的舞女来他的桌边来"坐台子"（陪他聊天）,"坐台子"要花30元。坐一会儿聊着天，喝着饮料，一会儿她又要转到别的桌子上去了。上海滩有的是小开和百无聊赖的酸男人，就喜欢花这个钱，买这一小时的赏心悦目。有的舞客跟她熟了，还把她接到其他舞厅去跳舞或是参加其他活动，并暗地里送她钱，这都是他们自己才知道的事。按舞厅的规矩，舞女和舞厅在收入分配上是四六开的。舞厅拿四成，舞女拿六成。舞女越走红，拿的比例就越多，有的三七开，甚至二八开。那些差等的舞女就惨了，有时一个晚上也接不到一个客人，对她们，舞厅老板毫不客气地实行四六开，甚至对半分，人们称之为"阿桂姐"。

陈曼丽后来被一个比她大30岁的银行老板看中，此人叫刘晦之，安徽庐江人，是清末四川总督、淮军将领刘秉璋的四儿子，人称刘四爷。他是我们孙家的亲戚，按辈份是我的爷爷辈，其原配夫人是我曾叔祖孙家鼐的小女儿（五小姐），所以是孙家的姑爷，因此我们孙家后来也有不少人在他手下做过事。刘晦之是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，他上任后，将该行的总行迁到上海（旧址在北京东路虎丘路路口），同时在天津、北京、南京、武汉等地开设分行。中国实业银行是个很有实力的商业银行，曾在全国首开华人举办的有奖储蓄，影响极大。刘晦之将陈曼丽安排在愚园路中实新村41号，金屋藏娇，叫她不要再出去跳舞，反正有吃、有穿、有钱。陈曼丽本来确想嫁刘后从此居家过日子，脱离舞厅，可是刘四爷娶了陈之后他自己仍摆脱不了舞厅的诱惑，于是陈曼丽不高兴了，索性从刘家走出，再入舞场。

想不到在1940年2月的一个深夜，陈曼丽竟在舞场里被人枪杀，那天恰好我在场。

那天，有两个舞客一个姓刘，一个姓彭，召陈"坐台子"。凌晨时分，陈曼丽正与客人纵情谈笑，突然从音乐台左侧跃出一西装青年，抽出手枪对准陈曼丽连发三枪，一弹中头，一弹中臂，另一枪击中彭某。陈曼丽当即倒地。舞厅里顿时大乱。我当时正和一个客人坐在二楼（二楼有小型的可容四五对舞友跳舞的玻璃小舞池，从旁边的栏杆上可俯视一楼整个舞池）。只见楼下人们四处逃窜，因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也赶紧离开了。后来从报纸上知道，陈曼丽被送到红十字医院（现华山医院）时，人已断气。彭某重伤，经抢救无效也死了。这件事在上海滩哄传为政治性枪杀，其实是误传，应是情杀。据我所知，她确与一名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军人要好，抗战爆发后那人去了重庆，陈转而又与别人要好。开枪者为她的旧情人中的一个。那年陈才二十来岁。

这是一件跟我有关系的事情。

1940年5月，时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的周佛海开始筹建中储银行。因这个银行是汪伪的中央银行，所以周本人自任总裁，副总裁是钱大槐，并兼任上海分行的行长。然而钱大槐并不是周佛海的心腹，而是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通过日本人的关系向周推荐的，所以周不能不接受。问题是钱大槐实在很糟糕，并非认真办事的人，抽大烟，每天要到中午11点才起床上班，混上几小时就又去过烟瘾了，人称"无用黑心人"。他原先与周作民同为留日同学，回国后周作请他当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的经理，居然亏空20万元。周作民本来要炒他鱿鱼的，结果他当了汉奸，周作民不仅不算旧帐，而且还顺水推舟地送个人情，推荐他当上了中储副总裁兼上海分行行长，既送了人情又安插了亲信。周佛海却颇为此发愁，因为上海分行举足轻重，必须配备一个比较强干的副经理，才能压得住。周佛海叫我推荐人选，我推荐了谢芝庭。

谢芝庭是银行界的老前辈，原是中国银行的资深职员，当年我的伯父孙多森创办中孚银行时，曾聘他为中孚上海分行的副经理。其实这个位置委屈了他，他是碍于我的一个堂兄孙元方的同窗情谊（孙元方曾任钱业公会会长），还是来上任了。后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外币比值起落太大，他做外汇亏了本，中孚银行把他"炒"了，正闲在家里。我向周推荐谢，周一口答应，准备任命其为中储银行的副总裁，主管业务。于是我找到谢芝庭，把情况向他说明了，并告诉他，我们明天一起乘夜班火车去南京，周佛海将在我们到南京的一大早接见他。

我拿到火车票后打电话问他，如何把火车票交给他。他说他晚上9点去静安寺路大都会舞厅跳舞，可以在舞厅里见。当时他已与其太太分居，百无聊赖，常去"泡"舞厅，因为大都会舞厅是菲律宾小鬼们伴奏，乐感强，效果好，故他常去那儿。按说他完全可以叫我去他家里，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，不告诉我他住哪儿，偏要在舞厅见面，结果送了命。

晚上9点我来到大都会，谢还未到。舞女大班阿盛把我领到桌边坐下等他。等了一会儿仍不见他来，而我突然觉得有些头痛，不想再等了，就对阿盛说："一会儿谢先生来了，请告诉他，我人不舒服先走了，请他明天到火车站碰头吧。"说完，我就回家休息了。

谁知第二天清晨上厕所，我习惯性地抓起早晨的报纸坐上马桶，只见报上头版头条竟是："昨晚大都会血案，谢芝庭当场毙命！"我的脑子"嗡"地一声，差点昏了过去。原来军统已探知他要投伪，并将出任中储银行要职，为了阻止中储银行的成立，先把他打死了。

后来我去大都会找到阿盛，问他是怎么一回事，阿盛说，那天夜里一二点钟时，谢芝庭已跳完舞走出舞厅了，刚要钻进出租车，有人从后面拍拍他的肩膀。他刚一回头，枪就响了，谢芝庭当场倒地身亡。我听了惊出一身冷汗，心想真是老天保佑，要不是因为头痛早些离开，我肯定也成了枪下鬼了。

1948年的上海，已拥有8000名职业舞女（据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对美国记者说）。这年1月底，国民党政府颁发了一项禁止在上海跳舞的法令，并根据这项法令，对舞厅老板实行以抽签方式，决定关闭一部分舞厅。这自然激起舞业人员的反对。况且那时的上海，国民党已渐渐失去人心，中共地下党组织日益活跃，他们利用舞厅老板和舞女们的不满情绪，很快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。1月31日那天，数千名舞女汇聚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社会局门前，游行请愿，并且捣毁了社会局机关。市警市政府的社会局门前，游行请愿，并且捣毁了社会局机关。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，逮捕了797人，不久就放了。人虽放了出来，然政治影响已经形成，谁也不会去抽签停业了，国民党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但是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么一道命令呢？五十多年后，我看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国桢口述回忆录，才知道事情内幕。

原来，此禁令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长、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提出的。他有一个儿子与一舞女交往甚密，准备娶之为妻，而王云五决不允许，一怒之下，便要中央政府颁布禁令，关闭上海所有的类似场所。吴国桢时任市长，认为不妥，因这样会影响上万人的生活，而且会激起不满情绪。当他向行政院长张群汇报自己的想法时，命令已经颁布，无法收回了。于是，他的社会局就眼睁睁地被舞女们砸烂了。

现在还活在世上的舞女大班还有一个，是大都会的大班，大伙儿管他叫"阿郑"，1948年去香港和日本，开始是在香港向张善琨租影戏馆放放电影，后来做船运，生意极好，现在是旅日华侨中有名的富翁了。当年在上海时他的脑子就极好用，不仅那些常来跳舞的客人身份如何、相互之间关系如何他都知道，哪个舞客喜欢找哪个舞女跳舞也都心中明白，甚至舞客们的汽车号码他都记得住。我们的车子一到，他立即上来开门，进了门后，他一个手势，该来陪舞的舞女就过来了。等跳得差不多了，客人们要走了，他在门口早已看出来，并把你的车子叫到门口了。他在仙乐斯也当过大班，认识的人不知有多少。舞女们也都买他的账，时常还要拍他马屁，因他可以帮舞女介绍舞伴，拉来生意。此人前几年还来过上海探亲，最近情况不通了。

孙曜东，安徽寿县人，生于1912年，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（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）。8岁到上海，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，学金融，肄业而归。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、重庆银公司经理；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、中国银行监察人、周佛海的机要秘书。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，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。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，被牵连入狱。1975年返回上海，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