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九年科场舞弊与科举改革争议

发布时间：2025-12-21 11:12:27  浏览量：31

清代科举考试中，考生怀挟夹带作弊的弊端到乾隆年间愈演愈烈，历届科考均有此类现象，且呈蔓延之势，考生之间相互效仿，竟对这种违规行为习以为常，毫无羞耻之心。乾隆九年（甲子年，1744年）七月，副都御史励宗万针对这一乱象上奏朝廷，建议严格执行考场搜检制度，杜绝夹带舞弊。乾隆帝认同其主张，下旨批准，在当年乡试时特意派遣朝廷大臣前往考场监督搜检工作。

此次严搜成效显著，仅顺天乡试一场就搜出怀挟夹带的考生四十余人，这些考生的作弊手段五花八门，将小抄藏匿于衣帽夹缝、鞋袜底部、考篮夹层甚至贴身衣物中，舞弊行为之猖獗令人震惊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搜检期间还出现大量考生临阵脱逃的情况，两场考试累计弃考者达两千八百余人，另有数百人交白卷或答卷文不对题，科场风气之败坏可见一斑。

科场舞弊的严峻形势，让时任兵部侍郎的舒赫德深感科举制度积弊已深，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变通科场规制，重新审视科举取士制度。他在奏折中指出，科举取士存在四大弊端，难以选拔真正的人才。

其一，当时以时文取士，文章空泛无物，根本不贴合实际应用，无法通过时文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；

其二，考生的墨卷会被刊印传播，形成相互抄袭的风气，答卷多是肤浅不实的言辞和繁杂无章的论述，考生只求通过考试获取功名，毫无真才实学；

其三，士子备考时仅专攻一经，每经的拟题不过数十到百余道，古人毕生钻研一经尚嫌不足，如今考生却只需数月就能完成备考，资质低劣者甚至连经文都未曾通读，更谈不上贯通儒家先贤的学说；

其四，科举中的表、判、策等题型本应考察考生的词藻、决断力和经世致用能力，但当时表和判的考题可提前拟写，考生相互传抄，策论则只是敷衍作答，毫无独到见解，完全失去了考察的意义。

乾隆帝收到奏折后，将其转交大学士审议。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联名覆奏，明确反对轻易变革科举制度。他们认为，以时文取士的制度从明代沿用至今已近四百年，世人皆知其弊端却仍坚持不变，并非不愿变革，而是因为尚未找到更完善的替代方案。若能严格要求，时文取士也能选拔出实用人才，不应全盘否定。

他们进一步论证，若贸然废除现行制度恢复古代取士之法，不仅会引发社会纷扰，难以推行，且当下人心不古，朝廷若以实才相求，下面可能会以虚名应对，滋生更多弄虚作假的弊端。就像近期推行的孝廉方正举荐制度，看似复古求贤，实则收效甚微。若不进行重大变革，仅在语言文字层面调整，现行的论策题型已能考察真才，表属于赋颂类文体，可见诗赋等考察形式并未完全废弃。而古代的帖括之法，仅能帮助考生背诵经文，却无法增进对义理的理解，难以培养真才。此外，历史上曾设立的三传科、史科、明法、算学等科目，要么内容驳杂混乱，要么仅侧重单一技能，同样无法达到尊崇圣学、激励真才的目的。最终，乾隆帝采纳了鄂尔泰、张廷玉的意见，下旨维持原有的科举制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