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举作弊，难逃斩首：清顺治丁酉年江南科场舞弊事件和处罚结果

发布时间：2026-01-14 14:48:30  浏览量：9

《淮安府志》原文记载：

初，顺治丁酉，江南科场事发，淮安推官徐鑄鼎、山阳令吴祥光俱绞于西市。康熙中，汉阳方名令山阳，到官日，有李来者来访。次日问老吏：“李何如人？”吏愕不敢对。后方竟以辛卯科场事，与句容知县王曰俞，斩于市。

白话文翻译：

清初，顺治丁酉年（1657年），江南科举考场舞弊案被揭露，淮安推官徐鑄鼎、山阳知县吴祥光均被处以绞刑，行刑于西市。康熙年间，汉阳人方名担任山阳知县，到任当天，有个叫李来的人前来拜访。第二天方名问老吏员：“李来是什么人？”吏员惊愕不敢回答。后来方名最终因康熙辛卯年（1711年）科场舞弊案，与句容知县王曰俞一同被斩首于市。这大概是两桩相隔数十年的科场案。

如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丁酉科场案（即江南、顺天等多地科场弊案），主考官、同考官及涉案官员多被处斩、绞刑或流放，家产抄没，亲属为奴。这种严惩不仅针对受贿者，也涵盖徇私、失察的官员，形成强烈震慑。

· 考官受贿枉法，赃银满三百两者处绞刑；· 士子舞弊则革去功名，枷号示众，并累及家族；· 实行“连坐”制度，同考官、监试官失察亦受重罚。

顺治朝通过具体案例（如丁酉案）进一步细化操作，为后续康熙、雍正朝的科场法规奠定了基础。

清初反清情绪犹存，科举是笼络士人的核心手段，严打舞弊可彰显清廷“公正”，削弱汉族士子对新朝的抵触；

尽管处罚严酷，但科举作为阶层上升唯一途径，利益驱使下舞弊仍屡禁不止。

至康熙后期，随着政局稳定，处罚渐趋缓和（如从死刑改为流放或革职），但重大案件仍从严处置，如康熙辛卯案（1711）亦处斩官员，可见其政策延续性。

这段记载，确实像是从地方志的“杂记”中截取的一个突兀片段。它之所以费解，是因为它高度浓缩，将一个跨越数十年的因果报应与官场潜规则，隐藏在一个看似平淡的对话中。要理解它，需要结合清朝初年两次重大的江南科场案背景：核心历史背景：顺治丁酉案与康熙辛卯案

即前文提到的惨案。此次江南乡试舞弊猖獗，士子愤而抬财神像入文庙抗议。清廷为震慑江南士林，处罚极重：两名主考斩首，十七名同考官（包括淮安推官、山阳知县）全部绞刑，家产抄没，家人流放。此为背景一，是整个故事的恐怖序章。

时隔五十余年，江南乡试再次爆发大规模舞弊。此次案发由苏州考生“哭庙”、抬财神入府学引爆。最终，包括新上任的山阳知县方名、句容知县王曰俞在内的多名官员被处斩。此为背景二，是故事中主角方名的结局。

· 此人绝非普通访客。能让老吏“愕不敢对”，说明他的名字在当地的官场和民间记忆中，是一个禁忌的符号。

李来是五十多年前顺治丁酉案中某位被处决官员（如前任山阳令吴祥光）的后代、亲属或旧部。他的存在，本身就是那场惨案的“活化石”，是地方官场不愿触碰的伤疤。

李来家族是“罪官之后”，身份敏感，与之牵连可能影响仕途。

科场舞弊的幽灵从未散去，它一直潜伏在当地，等待着新的合作者或受害者。

· 方名没有听懂老吏沉默的警告。最终，他自己也因完全相同的罪名（科场舞弊）在康熙辛卯案中被处斩。

这构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：五十年前，他的前任因此案被绞死；五十年后，他重蹈覆辙。综合评析：清朝科场舞弊的深层土壤

惨案只能震慑一时，无法根除利益驱动。旧的舞弊网络（由考官、吏员、地方豪绅、枪手等构成）被摧毁后，新的网络又在同样的土壤中滋生。“李来”的拜访，暗示着这种地下网络试图与新任官员建立联系。

老吏的“不敢对”，是地方官场面对复杂利益关系时的普遍生存策略——明哲保身，甚至可能暗中默许。这种环境使得舞弊难以被及时揭露。

它告诉我们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