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7年中南海办联欢会，周总理和夏梦共舞，总理：你不要讲北京话嘛

发布时间：2025-09-05 20:13:37 浏览量：3

1957年五一那天，北京不光是灯火辉映，还人头攒动。天安门广场上，歌声和队伍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过去，气氛热到要把清晨的凉意都赶跑了。游行结束，怀仁堂里又热闹开来，周恩来在这里接见来自香港的电影界代表。说到这场午餐，氛围其实比想象中轻松不少——总理和演员们你来我往地说笑，席间他递过一杯茅台，半调侃着让大家别怕北京的感冒。夏梦闻言眨了下眼睛，顺势说想跟总理一起喝。“我也怕得感冒啊！”她的声音落地时，桌边一圈都笑了起来。那个年代，像她这样的香港女演员能坐到总理旁边吃饭喝酒，这滋味要是搁到今天年轻人身上，也只怕会睡不着觉。

晚饭后又开联欢，夏梦带着点察言观色的机灵劲，低声问总理有没有什么指示给香港的电影人。“咦，你这腔调，现在都像个北京人了！”周总理一边笑着，一边正经叮嘱：多拍好电影，用影像把香港和内地、还有海外的同胞串起来，把爱国的种子撒出去。其实在场的人都知道，夏梦对“身份感”的自觉很早就有。坐在台下，她的心里头大概在翻江倒海。要知道，和伟人共舞一曲已是世所罕见，更别说这天不仅仅是荣耀，还有一种遥远但清晰的托付。

说夏梦是那个年代的“白月光”，这大概并不夸张。她走到哪儿，回头率都高得离谱。上海滩的邻居们、香港的小报、远在南洋的电影厅，都在说著“她和赫本差不多美”。金庸也没腆着脸夸自己，偏就说：“西施到底多美啊？其实我觉得，她要是长得像夏梦，那就没白传。”听着是闲话，其实是那个圈子少见的真心话。

看她那么光鲜，说实话，很难想象这位银幕女主角小时候也是抱着奶瓶长大的。夏梦本名杨濛濛，1933年上海出生，家世不简单。她那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父亲，人称“杨大律师”，代表过不少大案子，一进屋子连亲戚都小声说：“杨先生回来了！”母亲葛璐茜是《玲珑》杂志的坐上嘉宾，她那会儿还是上海有名的美人，和“民国女神”们一比都不逊色。

小时候的夏梦，家里人疼得紧，连她喝的奶粉都挑最洋气的“白伦爱兰”——别小看这一罐，解放前的上海好奶粉能吵出家庭纷争。她是老杨家的头胎，自然被捧在手心，但“爱子则为计深远”，父母总盯着她说话有没有结巴，爱不爱和人打交道。一次她和邻家小孩玩得开心，回家突然也开始结结巴巴地重复词句了——其实是隔壁那孩子有点口吃，夏梦学了个全。父母赶紧改了保姆派遣，还找了能说会道的表姐做陪读，小姑娘的“交流课”由此开挂。

挺过这些“小插曲”后，夏梦一路升学都选名校。进了上海中西女中，宋美龄都在这里留下过脚印，女孩们一周得上两回台表演。她个头又高又灵，一反串男主角，整个礼堂都静悄悄地盯她一句台词一个动作。这些早年的小舞台，让她练出了在大众前“从容不迫”的底气。校友回忆起她，都说“夏梦特别会等灯光亮起来那一刻，自己就变一个人。”

1947年，战后动荡，杨家迁去了香港。姐妹俩进了玛利诺修院中学，夏梦还是排练场上的风云人物。那年她演了萧伯纳的《圣女贞德》，偏偏选了个男角，台下的老太太都道：“这一表演，这姑娘是‘戏里戏外都漂亮’。”有意思的是，这种表演热情虽然强烈，她那阵心里还没有当明星的念头，日子一如既往。

转折全靠机缘。1950年的一个傍晚，夏梦和妹妹逛马路，不知不觉就溜达到了长城电影公司门口。当时的香港还没有今天这么多“摄影棚咖啡馆”，长城就是明星出产的发源地。两姐妹想进去参观，被保安一口回绝。正徘徊时，一个戴着辫子的女孩叫住她，礼貌得让人心生亲切，还自报家门说是校友。她叫袁经绵，父亲正是电影公司的老板，“我带你们进去看看吧。”也就这样无意间推开了“银幕生涯”那扇门。

之后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。长城给夏梦机会，她试镜的那天，房里一众剧务本来还嫌她“太文气”，谁知一开口、一亮相，导演程步高都直点头：“有戏！”据说刚入行的夏梦，不懂什么是家庭戏，连蛋炒饭都巧手学，特地去同学家观察新手妈妈怎么跟小孩子打交道——她那段笔记本后来还让人当教学材料用。

1951年，《禁婚记》全球首映选在新加坡。彼时南洋华侨看一场电影比喝一杯椰汁都难，《禁婚记》却打破记录，13天没断过场，影厅外连卖碟的老阿婆都在夸：“哎哟，主角美得像海棠。”一时之间，报刊评弹全捧她。导演夸夏梦“肯下工夫，不是花架子，一闯就成。”这些都是原话，但想想看，在那个没什么女性大明星被真正当作主角的年月，这是一种怎样的认可。

成名之后，她几乎一年要赶好几部片，不同角色来回切换，自个儿压力也大。一次拍《孽海花》，她演得分外憋屈——戏里人物总被命运“作弄”，戏外她也坦言凌晨两点拍大夜戏时，常常脑子里乱七八糟，思考“我演的这个女人到底为什么要掉眼泪”。有段时间，香港演员的报酬能买下半栋楼，但夏梦最在意的是角色和台词，她经常记笔记、背人物小传，比同期的男演员还“轴”。

其实，电影事业的起伏和现实生活还是两回事。夏梦的爱情，很多影迷都为之嗑得厉害。与岑范的那段暧昧，被圈里人津津乐道多年。岑范正儿八经的“清代名门”后嗣，自己写剧又演又导，才气洋溢。夏梦第一次见他，心里是否一点没颤抖？未必。有次外拍，岑范踩坏了脚，夏梦蹲下去捡沙包、洗伤口，动动作作间藏不住关切。可惜，那年北京、广州之间交通难如登天，说走就走的事根本做不到。岑范北上，夏梦想追，却因证件迟迟没批下来，只能写信诉怀。奇怪的是，所有信件岑范都能收到，岑范的回信，她一封没拿到。粤语片时代通信的那点无奈，谁经历过，谁心里都清楚，问十个人九个都会说，那是命里注定的遗憾。

几年过去，生活把一个人推到下一个节点。1954年，林葆诚出现了。他是生意人，年年轻轻自荐参演夏梦的片子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默契起来了。林葆诚跟她讨论剧本，帮细细研究剧里哪个桥段更能打动观众。他给夏梦的，是平稳和安定，不是热烈的火花。香港的饭桌上，同行有时戏称林葆诚是“老实人”，其实所谓的安全感，说穿了就是点滴相处里那份温柔。夏梦在巅峰时嫁人，转头便息影，很多影迷不能理解。可人家就是要过自个的日子，谁说演员就该把一生都交给舞台？

说到和金庸那点微妙，坊间流传已久。金庸是真把夏梦看做心头好，还屡屡想“更进一步”。但夏梦向来把感情看得慎重，到底给了那句“今生难偿宿愿，或有来世”做结。如果她真心留恋名利，何苦婉拒金庸？她离开银幕的那些年，经常收到影迷寄来的“厚册资料夹”，比某些影评人整理得还全。香港中环的小店老板说起：“她其实不是我们能够高攀的女神，可写信骂她退圈、又追着她求复出。” 说到底，那就是老观众们不舍的表达吧。

80年代，夏梦复出，不为扬名，而是真想拍好电影。她成立了青鸟公司，风风火火当制片，电影开机前亲自跑电影院，哪种片子观众爱买票、哪种桥段被嫌弃，全都一一记下。有天夜里，她独自坐在影院最后排看完一场冷门片子，写下十多页观众反应日志，第二天照样七点开会。一转身，她拍出了《投奔怒海》——这片子里有斯琴高娃，刘德华也是夏梦亲点换下的，硬是在最后关头顶替了周润发空出来的档期。谁知道这么一搞，刘德华成了当红小生，斯琴高娃奔着金像奖而来却又如愿。这也难怪，后来有人感叹香港制片人里最会用人、最会“稳中求新”的，就是夏梦。

拍《自古英雄出少年》那会儿，她已过五十，衣着依旧讲究，但坚持和剧组一块喝热茶、吹风扛太阳。年轻助理抱怨天气太晒，她反倒顺口安慰：“这些小苦头，拍好一部戏都算不啥。”正因这样，组里氛围特别团结，台前幕后都不掉链子。

至于急流勇退，她自己的话实在率真：“年纪大了，观众爱看的东西自己未必再懂，强拍没意思。”青鸟电影出售以后，夏梦干脆陪老公归家又学起京剧，还参与了几个大型团体的管理工作。等到2008年金鸡百花奖给她办回顾展，她上台只说：“这些电影成果，都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，光靠一个明星不成气候。”那现场，几个老灯光师偷偷抹了把眼泪。